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家乡还是个交通闭塞、物产贫乏的穷乡僻壤之地。那时候，去外地读书，要挑米交学校食堂，才能吃上饭。一个人挑五、六十斤米，走二十多里山路，孤零零一人，没人作伴，更别说有人帮忙。当来到马路边，偶尔看见一辆拖拉机经过，急忙向司机招手，司机竟开足马力，车头上的烟囱冒出浓浓的黑烟，突突地疾驰而去，后面扬起铺天盖地的灰尘，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个时候，那种无助感令人绝望透顶。好不容易挪到当时还称为洞头公社治所所在地前面的马路旁(那里是由新宁县城开往回龙寺的公共汽车唯一能停车上车的地方)，已经精疲力竭。要是赶上人多，挤不上车，就要等下一趟。一大早从家里出发，傍晚才能赶到学校。匆忙把米藏好(一般藏在被子底下)，来不及洗澡就去上晚自习，迟到了还得挨班主任批评，个中苦楚难以诉说。更难受的是第二天把米称了交了加工费换来一小扎餐票藏在课桌里被人偷走了，油然而生的那种愤怒使人产生杀人的冲动。告诉班主任，他也查不出餐票落在谁家。只好自认倒霉，以后的日子还得自己解决，只好东借西挪，虽然吃了上顿没了下顿，幸好不至于饿死，还能从书中找到片刻的安慰，忘掉饥肠辘辘的不快。后来还隔三差五地丢了些衣裤鞋袜，倍感心痛和无奈，干脆穿起有补丁的的衣裤，居然引起同学们异样的目光。

　　二

　　我父亲是民办教师，每月领五元的工资，一干就是二三十年，后来父亲转为公办教师还是我参加工作以后的事，转正的手续都是我办的。八十年代初，我们那里才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说成搞单干。先是每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生产小组，搞了一两年，好像没什么起色，人们照样吃不饱。后来分田分土分山到户，大家的生产积极性一下子高涨起来，加之杂交水稻已初步推广，每家每户的粮食才多起来，从此再没有为吃饭而发愁。我母亲后来时不时说起搭帮单干，要是没有单干，我就读不成书了，要留在生产队搞生产挣工分。没搞单干还在生产队的话，哪家的孩子可以读书，哪家的孩子应该去生产队劳动，都是生产队队长说了算。那时的生产队队长好像有蛮大的权力。单干前，父亲不常在生产队干农活，除非双抢季节。在双抢那些日子里，父亲也跟着社员们出工，打禾插田挑农肥样样做，忙完双抢，一二十天下来，晒得黢黑黢黑。单干后，我家五口人分到三亩田，爷爷奶奶去世后，我家又继承了三分之一的责任田，总共三亩半的样子。开始还得请人犁田耙田霸田埂，不过到了第二年，父亲无师自通，犁田耙田霸田埂这些农活父亲样样都会了，比那些干了几十年农活的老把式做得更扎实。从此，家里置办的农具多了起来，犁、耙、钉耙等必备农具甚至有好几架/把，以免去人家借。母亲心善，别人来借时，总是二话不说就借给人家，损坏了，还得自己修理，惹得父亲很烦。不是父亲小家子气，主要怕耽误农时。因为别人弄坏了，又不说一声，等到自己要用时，结果坏了用不了，耽误自家的事。后来家里又慢慢添置了打稻机，还养了牛，像是小规模的生产队，样样齐全。牛成了家里的宝贝，为此专门修了牛舍。父亲每天要起个大早，割一担畚箕的草给它吃。父亲有时来不及吃早饭，就去学校上课，裤管都未放下，腿上还有泥土。村小学就在我家屋后不远，学校的铃声能听得见。下午，父亲把牛放到山上，傍晚又割草回来，我家的牛养得膘肥体壮，阳春耕得相当好。每当我家的牛耕田回来，走路缓慢，疲惫不堪时，父亲就喂些玉米或煮熟的稻谷，让它迅速恢复元气。

　　三

　　单干前，农田都是生产队集体的，连成一片，每个生产队只需要一个看水员(负责生产队所有农田水的灌溉)就能解决农田灌溉问题。除非干旱，生产队与生产队才可能为争夺坝水发生争执。坝水是指人们在溪里筑坝拦下来的水，也指山塘水，山塘是大一点的坝而已。天干时，溪里和山塘的水变少了，争夺坝水成了家常便饭。不过那时候，即使生产队之间发生矛盾，理亏的这个生产队队长、会计和出纳和占理的那个生产队队长、会计和出纳碰碰面，把两边的看水员喊拢来，坐在一起抽袋烟、唠唠家常或打打平伙(请客吃饭)，双方协商一下就解决了，后来还会变得更加和气，反正是生产队集体的利益，又何必为集体的利益伤害私下感情呢?只有不想让生产队蒙受损失认真负责的看水员可能为此忿忿不平：明明是自己千辛万苦拦河塞坝搞来的水，怎么能说让就让呢?这时候，那些吃了人家饭吸了人家烟喝了人家茶的队长、会计和出纳又做师公又做鬼，七嘴八舌数落起看水员：大家乡里相亲的，今日不见明日见，怎能为此伤了和气伤了感情呢?我们做了主做了决定，你还能有什么意见?还要争什么坝水?就此打住，睁只眼闭只眼算了，不要再出什么差胡出什么落窠(无事生非或节外生枝)。看水员听完这一席话，占理还挨批，感到无比心酸，摇摇头摆摆手，唉声叹气无可奈何。那些生产队的领导们，看起来五大三粗，关键时刻他们的歪理邪说倒还真镇得住人。从他们口中吐出的“争坝水”有双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争夺坝里的水；第二层含义是争个输赢。在生产队集体时期，这些人倒蛮大方，处处可以让得人，为了个人屑小实惠，不惜出卖集体的利益。可单干到户之后，他们却不是得饶人处且饶人了，和别人争抢坝水成了家常便饭，甚至巧取豪夺落井下石的。

　　四

　　暑假里是最辛苦的时期。每个暑假回到家里，就要投入到繁重的劳动中去。当时种双季稻即早晚稻。早稻没熟前，就要把田埂的草割掉或扯掉，把田里的稗草拔掉，把农家肥挑到田里，为打早稻做好准备。忙完后，就已经累得够呛：腰酸腿疼，手脚被茅草割出许多血印，尤其是肩膀居然肿涨起来了，要痛好几天。好在打早稻前有这些锻炼，过一阵子，腰不酸了，腿不疼了，手和肩膀起了茧，手脚也割不出血印来了。这些事都是体力上的，只要勤快肯干，可以干得熨熨贴贴，和争坝水相比，根本算不上事儿。争坝水不仅要有强大的体力，而且要有强大的心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不仅吃亏受罪，还得搭上一年的收成。

　　家乡是山区，多干旱，靠天吃饭。山坡上的梯田蓄不了水，天多晴几日，水就没了，就要灌水，不然早稻就干死，晚稻插不下，没了收成，一年白忙活，意味着没饭吃饿肚子。所以水对我们来说，比金子还金贵。大旱时，溪里没水了，人们就争抢山塘的水。先民们在山坳里筑的几口山塘，还能供上几天水，不过很快就没了。在这几天里，人们守在山塘的坝口，夜以继日争着为自家的农田舀水灌溉。天未亮，山塘坝口就围着一群人，为了给自家田里争到水，多争点水，你不让我我不让你，打架是常有的事。我家的田离山塘远，是不能和人家争的，即使是第一个占住山塘坝口，也争不赢，只能等就近的田灌溉好了才轮得上，因为就近的田都在水圳上塞起了坝口，水过不去。等大家慢慢散去已是中午过后，烈日高照，酷暑难耐，就能舀水去灌溉我家的田地了。先把水圳检查一次，把沿途的坝口拆除掉，确认水能流到自家田里，才放心舀水。我头顶烈日，脚踩泥水，使劲舀水。山塘的水快见底了，从山塘底部舀起，再倒入坝口，来来回回很费力气。我的手脚暴露在太阳底下，被炙热的阳光烧灼得隐隐作痛，额头渗出的汗水滴下来伴随着舀出的水一同流向自家的田里。当时，我是个毛头小伙，不谙世事，不免吃了大亏。我在山塘舀了大半天的水，结果一滴水也未流到自家的田里。沿途一查看，水圳里多出了几个坝口，水都流到别人家的田里了。我很愤怒，朝天骂人。结果不远处一老生产队队长回我一句：“你眼瞎，水流没流到自家田里都不知道?”我瞥了他一眼，他的嘴角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我回家告诉父亲，父亲说我家上面的田都是老生产队长家的。父亲再没说什么，也没找那个上了年纪的队长“争坝水”论个长短。俗话说得好：人善人欺天不欺。那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老队长家的田由于塞了水圳的坝口，他家的田被泥沙掩埋了一大块。

　　时移世易，现在我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水泥马路修到村里，省扶贫工作组进驻我们村后，马路又扩宽了。小孩上学有车接送，不再挑米去学校，只拿钱就行。山坡上的梯田很早就种上了树，人们只种水源方便的田了，而且只种一季，粮食吃不完，小孩几乎不帮父母打理农事。山塘也荒废了，长满了杂草。水圳依旧在，只是长满了杂草和灌木，而水坝却不见了踪影。当年争抢坝水的场景成了永远的过去，但“争坝水”这个词还时不时挂在人们嘴边，尤其是人们在争长短论输赢的场合，它已经成了我家乡的特色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