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得了“脑梗死”头晕厉害，半年没出门了。那天，我在办公室接到他的电话，说，“我上来坐坐”。“好啊，来吧!”我既惊讶又高兴地回答，他很久没来我办公室了。

　　他从一楼爬到四楼，步履不太稳健，但也相当不错了，看来，在上海的治疗还是有效果的。

　　我请他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端上一杯开水，问，“看书吗?”“字太小，可能看不见了。”父亲说。

　　我找了一本《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递给他，他翻了翻，说，“字大个，看得见”。

　　“”习近平是个真天子啊，他打贪官，转风气，扶持贫困户，马路修到我们山旮旯里，家家有房子，户户有车子，个个有手机......."他噼噼啪啪，眉飞色舞，一路说下去。

　　“崽啊，没有这样的好社会，你哪里能坐到这里来啊?还不是在摸锄锄把哦.......”

　　是啊，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给读书人带来了春天。我是恢复高考第三年考上大学的，是当时村里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大学生，父亲高兴得脚踩不到地，他同奶奶走到哪说到哪。

　　那一年，本村人、隔壁村人，都在说着我的名字，教育孩子学我考大学，到了假期，一回到村里，还要要转个弯儿来看我一眼，弄得我很不好意识起来。其实，要是没有国家的高考政策，哪能跳出世代农门啊。

　　那时考学校出来的人，每每聚在一起时，都无限感慨地说“这要感谢邓小平啊，不然，还是黑泥脚把子一个”。

　　毕业后分到八中教书，父亲特别想来看我。但八中在高桥乡(现在乡改镇)，离家很远，家里农事又多，也就没来了。

　　过了两年，调到县广播站，父亲来了。我陪他去食堂吃饭，他不去，说“我带了糯米饭的”。他卖粪箕，买油盐，总是自带午餐，走几十路进城，从不乱花钱的。

　　后来广播站改为广播局，有电视差转台了，城镇周边可以收看电视了。父亲进城来看我时，总要在电视机面前站一会儿，电视对他还是有吸引力的，但他看一会儿就走了。他要去卖粪箕，买日常生活用品，还要赶回20多里外山岭上的家里去啊。

　　我花钱买了一台旧的黑白电视机，他扛回家去，也算是村落里有了第一台电视机。但天晴时有信号，下雨或者起雾时要么有图像，要么只有声音，大多数时候还是一片雪花。为了弥补电视信号不足，我又买了一个旧的收录音机回家，家里歌声嘹亮，父亲很高兴。

　　后来局里办了电视台，我成了电视台的摄录人员，父亲在电视里看到他的儿子时常出现在电视新闻里，高兴得像个亿万富翁似的，整天山歌悠悠。

　　奶奶七十岁大寿那年，我请示同意带了摄像机回家，拍了亲戚乡邻庆生的场面，现场播放，大家看到自己在电视里的样子，一个个开心得合不拢嘴，纷纷赞扬父亲“有个古个能干的崽啊，带起值得!”父亲嘴上不接话，心里却乐开了花。

　　我到了旅游局工作的时候，父亲来看我了，问，“旅游是什么啊?”“就是出钱给旅行社，请他们带你去看北京，看长城，游山玩水啊”“游山玩水太浪费了。去北京，看看毛主席工作的地方，倒是可以”。那一年，父母去了北京。

　　“我看到毛主席啦，我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啦，跟活着一样，红头花色的啊......”父亲在北京拿着别人的手机里打来的，听得出来，他对恩人是多么的敬重!

　　返程后，满足的神情一直在他脸上荡漾着，他说，每次坐电梯我给大家按开关，坐飞机我带头，登长城我走在最前头，一路上我给大家唱歌说笑话，大家都说我像个老干部，哪晓得我就是个黑脚把子农民啊。

　　后来，他有手机了，总能听到他在聊着北京的事儿。虽然是个简易的老年机，但他如获至宝，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手机成了他晚年的陪伴。

　　那天，他又来到我的办公室，在一旁静静地坐着，我知道他只是来看看我的。等办事的人都走了，我说，你写一写毛笔字吧。写不起啊，我只读了一年的私塾，解放前饭都吃不起，哪里能够读书哦，要是能多几年书就好了，父亲遗憾地说。

　　我在写字台上，摆开笔墨纸张，说，试试吧，练字可以长寿啊!父亲站着，毕恭毕敬，认认真真，写起毛笔字来，字写得很整齐很工整，犹如他的为人一样。

　　看着他的字，我钦佩地说，“你老要是出生在现在，您一定是一个很好干的国家干部!

　　“那是哦，时代不同嘛!”父亲声音非常爽朗地回答。